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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改革：日本明治維新的金融故事
陳志武
836
2017-09-04
陳志武
體制改革是熱門話題，金融創新在體制變革過程中可以發揮什麼作用呢？歷史上有哪些經歷可以借鑒呢？你可能知道明治維新讓日本走向現代，但未必知道明治維新背後的金融故事。
近代中國飽受外強欺辱，尤其是來自日本的侵略給我們中國造成巨大傷害。但是，1850年以前，日本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內實行封建等級制，那時的日本，比起泱泱大國——大清帝國來說，隻是一個彈丸小國。可是，短短幾十年內，日本經濟與軍事實力迅速擴張，不僅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擊敗昔日老大哥大清王朝，迫使清王朝割地賠款，之後更是稱霸亞洲，與西歐列強平起平坐。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後級擴大機用途的呢？這中間的原因很多，故事也不少，我們就集中在明治維新的金融故事上。
明治維新：日本近代化的起點
說到日本近代的崛起，我想你會想到明治維新。確實，明治維新是日本現代化轉型的起點，在這之前，日本實行的是封建等級制，其中天皇是名義政治權力中心，但是幕府將軍掌握著實際政治權力；在地方上，各藩的領主——大名，掌握著地方的控制權，與幕府分庭抗禮。在大名之下，是享受著各種特權的武士階層，這一階層，不僅擁有佩刀等政治特權，另外還享有傢祿等經濟特權，所謂傢祿就是政府向武士免費提供的經濟補助，通常以祿米的形式發放。武士階層在日本很龐大，在德川幕府時期，武士階層占當時日本人口的6%-10%，到明治初期，武士仍占日本總人口的6%。1853年7月，時任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海軍準將的佩裡將軍，率艦隊抵達日本並觸發瞭“黑船事件”，就此打開日本封閉的國門。
1854年3月31日，佩裡再臨日本，並代表美國與日本簽訂第一份不平等條約——《日美親善條約》。美國的入侵激化瞭幕府與地方強藩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具有維新思維的長州、薩摩等藩，反對幕府與外國列強妥協，從而結成聯盟，並暗中聯系天皇，主張倒幕。
1867年，新登基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授意，號召他們推翻幕府統治，實行大政奉還。隨後幾年中，德川派與倒幕派兵戎相見，爆發瞭所謂的戊辰戰爭。戰爭的結局是倒幕派獲得瞭勝利，明治天皇重新掌握瞭政治權力，並開始推行一系列體制改革。
那麼，在推翻幕府統治之後，銳意進取的明治政府，其改革是否就一帆風順呢？實際上，在推翻幕府統治之後，明治政府仍面臨著巨大的改革阻力，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安撫那些地方諸侯的問題，我們知道推翻幕府的主力軍是長洲、薩摩等強藩，這些地方勢力不但把持著地方的軍權，還控制著當地的銀礦、土地等經濟資源，新生的明治政府此時還隻是一個空殼，手上既沒有兵，又沒有錢，那麼明治維新是如何成功的呢？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古今中外，體制改革都要動不少人的奶酪，所以，一個核心問題在於如何讓各方都能從改革中受益、進而支持改革，實現利益各方的激勵兼容呢？尤其是如何防止既得利益階層阻擾改革？因為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而最不願意改革、甚至是反對改革的就是原有體制內的既得利益團體。鄧小平在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是通過“讓部分人先富起來”贏得既得利益群體後級擴大機的支持。而在明治維新的案例中，地方大名與武士階層無疑是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為他們享有廣泛的特權，那麼，明治政府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呢？
漸進式體制變革的金融基礎
首先，為提高政府的談判能力，明治政府推行瞭征兵制，用以取代原有的武士階層，同時廢除武士佩刀的特權。這一變革對武士的沖擊不是特別大，因為，這些武士由於常年享受特權已經成為典型的寄生階層，其戰鬥力大大減弱，因此，采取征兵制、取消佩刀特權，對他們影響不大，隻要武士仍然享有傢祿這一經濟特權就行。
但是，武士階層享有的傢祿經濟特權給明治政府帶來瞭嚴重的財政負擔。以1871年的財政決算為例，當時財政收入5004.5萬日元，財政支出為5733萬日元，其中傢祿支出為1607萬日元，約占財政支出的30%，而當時的陸軍軍費僅排第二，為734.6萬日元，還不及傢祿支出的一半。
可是，要改革傢祿制度談何容易！世襲享有傢祿的武士階層，不僅是當時體制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且武士手中還掌握著軍事與政治資源，處理不當很容易引發內戰。
那麼，明治政府如何處理這一難題呢？當時明治政府中的一些政治傢提出瞭解決方案：贖買，也就是通過政府債務融資，籌集資金一次性買斷武士階層的傢祿特權。具體做法是，1873年，明治政府在倫敦募得240萬英鎊的公債，利息7分，折合日元1171.2萬，加上政府本身的財政準備金、秩祿償還金等資金，用以贖買武士階層等貴族手中的傢祿特權。
問題是，即便是通過對外借款，明治政府仍然無法籌集用於贖買武士傢祿特權所需的資金，因此明治政府采取瞭一個金融創新：建立一個秩祿公債計劃，根據原來各藩武士俸祿高低而發行面額不同的債券，由政府支付固定利息，來代替原有的俸祿。
為此，政府向310971位武士，發放瞭價值1.13億日元的金祿公債證書，以一次性贖買武士階層的傢祿特權。這一贖買政策，在歷史上稱為“秩祿處分”。
此外，明治政府采取瞭另一個更重要的金融創新：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瞭國立銀行條例，規定個人可以用“秩祿處分”中的金融公債為資本金設立銀行。這一規定，大大緩解瞭日本銀行業發展初期資本金缺乏的困境，使得日本銀行在短短兩年內，從7傢迅速增加到150多傢。到1878年為止，29360個武士與貴族控制瞭30,580,000日元的銀行股份，而其他4730位股東隻控制8,870,000日元股份。
盡管武士與貴族掌握的銀行股份不斷被轉手到其他人手中，到1882年，武士階層仍然掌握著銀行股份的3/4。
明治政府這一金融創新的另一個好處在於，通過將武士階層手中的政府公債轉化為銀行資本金，使武士階層成為經濟改革的支持者，讓他們與整個體制改革形成所謂的“共融利益”。也就是說，當年最反對改革的群體，現在成為最支持改革的群體，因為改革越成功，經濟發展越好，他們的收益就越大。
通過上述故事，你可以看到，體制變革往往會遭到既得利益群體的阻礙，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是決定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當面對掌握強大政治與經濟權力的利益群體時，如何通過好的機制設計達到既得利益群體的追求與體制變革的要求激勵相容，是每個關心改革的人都需要認真思考的，而在這個過程中，金融創新也許能給體制變革的設計者帶來新思路。
今天我們談到的要點如下。第一，體制變革要妥善處理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否則改革將面臨極大挑戰。這也是歷史上體制變革鮮有成功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中，金融領域的創新很好地解決瞭體制變革中的這一核心挑戰。第二，通過贖買既得利益階層手中的特權，同時將其轉化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本和動力，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能成功的關鍵金融創新，因為在創新安排中，無論是政府、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普通民眾，都從金融創新中低音喇叭電容獲得瞭好處。
（該文為喜馬拉雅《陳志武教授的金融課》講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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